读罢长篇读短篇

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乃小说的两极，饶有趣味的两极。一个喜欢读小说的人，从这一极读到那一极，肯定有许多相似和不相似的感触，产生些联想。

陆续参加了不少作品研讨会，当然都是有关长篇小说的，没有哪个会涉及短篇创作。这就使我联想起裴多菲的诗，那诗里说，匈牙利简直作不了一个厨师，它让一边的肉烧焦了，另一边还半生不熟。现在我们的技术似乎也不太高明，我们烤小说这块肉，烤得还不够匀实。

如果经济上有着落，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品也值得开讨论会。哪怕是合伙开一个。譬如说，把前些时候徐坤的《厨房》与《小青是一条鱼》、何玉茹的《田园恋情》、梁晓声的《一只风筝的一生》、赵德发的《选个姓金的进村委》、王安忆的《从黑夜出发》、铁凝的《秀色》以及迟子建的《清水洗尘》、星竹的《北村怀旧》等等作品拢起来研讨一下，艺术气氛绝对会浓厚，会很有意思。当年给刘心武的《班主任》开讨论会，就没有人说不值得。

《清水洗尘》是1998年最好的短篇小说，与闻名的《雾月牛栏》不相上下。那是写一个叫做天灶的十三岁的农家男孩，在每年一度的洗澡的日子里总被指派给家里人烧水、倒水，待祖母、父亲、母亲、妹妹都洗过了再轮到他，而且他的房间要临时改作浴室。这一年，他反抗了，不肯用别人洗过的水，坚持换了盆清澈的水舒展畅快地洗了一个澡，“感受着清水在他的胸腹间柔曼的滑过的温存滋味”，还决定把这件事告诉给同学们。迟子建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你读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她怎样就写起来，打算写什么，如何就从这里写到那里，又如何就结束了，但通篇都使你感受着一种类似“清水柔曼的滑过的温存滋味”。这是位周身被感觉笼罩着的女作者，她的作品不是用泥捏出来的，是用水洗出来的，来去无着痕迹。

星竹，作品的质量和风格不太稳定，但总的趋势不错，《北村怀旧》里完全找到了自己的感觉。那北村人多少年没开过会了，也不再把村长再当回事，忽然有一天说要召集大会改选村长，全村人竟欢天喜地过节似的聚拢而来，把大会开成了庙会，彼此有说不尽的话，交流不完的信息，小说便由此捕捉到情节。这些年来，村里日子显然是好过多了，出了不少能人、富人，逢此场合都不免出头露面表现一番，各显其能。而选举的结果却出人意料：是老村长又重新当选。这老村长当年只知道组织大家搞政治学习，念报纸、读文件、往墙头刷大标语，纯属过了景的人物。大家选他原来是因为“怀了旧”，不指望他领头办企业，只希望他还像过去那样组织点集体活动，敲锣打鼓，评个红旗，召开个大会等等，调节调节农村气氛。星竹抓住的这个“点”确是短篇小说的点。仅一个场面就把一个村子几十年的变化渲染得有声有色，足可改编成一场独幕剧。

又要评茅盾奖和鲁迅奖了。茅盾文学奖是长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则包括短篇小说奖，原则上，两个奖是平等的。

设立鲁迅奖是中国作协工作的一项成绩，不搞这个奖，设想一下短篇小说作者们的劳动就真的太艰辛和枯燥一些。短篇作品难于开讨论会，难于炒作，难于改编电视剧，那么全国性奖项就应该是对优秀创作的最高鼓励。某种意义上，奖项的设置也是对创作资源的一种配置，我曾乐观地估计，设鲁迅奖后，短篇小说创作将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其效应将在首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慢慢显示出来。奇怪的是，至今人们还没有见到这种迹象。

我们看到的是长篇小说领域新的丰收，阿莱的《尘埃落定》、周大新的《第二十幕》、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贾平凹的《高老庄》、刘震云的《故乡面与花朵》、革非的《清水幻象》、王立纯的《庆典》、张聂尔的《叶氏父女》、周懋庸的《长相思》、孙民的《盛世幽明》、袁一强的《硕鼠》等一大批优秀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旷日持久的“长篇热”终于带来长篇创作的成熟季节。总的态势上，长篇创作无疑大大优于短篇创作，小说金字塔倒了过来。

这其中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长篇小说趁着最有利于它发展的时机发展起来了，没有哪部作品不是应运而生。至1998年底，长篇小说市场紧缩，形势开始改变，今后对长篇新作质量的要求将较为苛刻，一批已经完成的书稿需要寻找出路。

另一个不太易于觉察的事实是，读者的兴趣也开始有所转变，对短篇作品的需求量开始增加。当下，一部普通质量的长篇小说未必比一本有特色的中短篇小说集好卖，因为后者多半经过精选，阅读上也较为轻松。最短的短篇小说叫小小说，郑州的《小小说选刊》近年来销售量年年递增，1996年发行46万册，1997年发行47万册，1998年发行到52万册，实在是一些令人羡慕的数字。究其原委，无非是小小说作者们力图在尽量短的篇幅内给人提供尽量多的东西。这正是短篇小说的生存优势所在。从国外引进的小说作品，流传面最广的也是短篇小说，《读者文摘》一类杂志上转载的许多精致的篇什令人爱不释手，这些作品的流传与国外“埃德加文学奖”之类奖项的选拔有关。

只要流传，则不必问它是长篇还是短篇，也不必过分看重茅盾奖而忽视鲁迅奖。首届鲁迅奖短篇小说奖本来可以评出超过10篇作品，最后只评出6篇，一方面说明整体创作水平有待提高，另方面也说明还留有充分余地。今日，有实力的作家若能像一二十年前那样认真地构思和修改一个短篇，获奖的可能几乎把握在自己手中。但第二届鲁迅奖短篇小说奖的阵容会是怎样呢？

现在谁在写短篇？实际上，成名作家们大多数仍陆续有短篇作品发表，只不过敬业程度上有些差异。

王蒙、汪曾祺、林斤澜、李国文可称短篇小说四大家，敬业精神颇强，只可惜汪老仙逝，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也随之绝迹。还有另一位专攻短篇的作家叫贾大山，业精业勤，不久前抛下新作辞世，也成为短篇小说界的一大憾事。

我们又寄厚望于铁凝。铁凝对短篇从不敢有丝毫怠慢，奉短篇创作为一种“走钢丝”般的绝技，出手的绝无滥芋充数的东西。近来她写的《B城夫妻》笔触精细，可以一读。该作刻划一对相笃甚深的老年夫妻之间微妙的关系，那是通过对他们手势的描写去表现他们的感情，又通过丈夫抬棺时轻轻的一句嘱咐揭示出男方真实的心理。这一回妻子无法返回人间，而丈夫的虚伪已使所有女人寒心。铁凝不算女权主义者，不过此一篇多少有些接近了徐坤的立场。

徐坤，无疑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女性主义原则的忠实捍卫者。她可能引起过一些异性的不快，但作品以无可争辩的质量叫人无从置喙。新作《答案在风中飘荡》与过去《狗日的足球》等一脉相承，触角又探伸到少男少女的一群中。少男少女之间的初恋该是最纯洁无瑕，然而女高中生何小梅经历的却是一场虚幻，她的白马王子只有十六岁，在虚荣和不忠方面已无异于成年男子。“洪洞县里无好人”，我们不记得徐坤的小说里出现过积极的男性形象，正由于如此，对徐坤的文本进行反复地细致地研读的女学者、女评论家越来越多。

新生代作家中，值得尊重的酷爱短篇的还有毕飞宇，一个精力旺盛写东西入魔入境的小伙子。他的《男人还剩下什么》自标题上即可看出旨趣与徐坤大相径庭。文中的“男人”果然像女权主义者指出的那样不够忠实，在自家门厅里吻了一下初恋情人，结果自然是导致婚姻的破裂。其后，也许对当代文学十分熟悉的前妻在会见子女等问题上对前夫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将男人剥夺得“还剩下什么”。

刘庆邦可列为中国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亦可称为行业文联最突出的代表作家。他创造的业迹是始终围绕着煤矿题材写作而花样翻新。近来的《晚上十点：一切正常》触及了矿下新的生活层面。主人公是一位传统型的老工人，为生活计忙于挣私钱，忽视了安全检查，造成井下事故，葬送了亲生儿子的性命。故事结尾时，老人的精神濒于崩溃，给读者以较大的震撼。

过去的一年里，有几位作家同时尝试构造具荒诞色彩的短篇。张继的《优秀青年王渔》味道怪异，向读者介绍一位什么事情都能做好的优秀青年王渔，他由于过于优秀，由于什么事情都能做好而不断招来麻烦，寓言了一种时代病。凌可新的《悬挂在跳镇上空》中，跳镇人有跳着走路的毛病，且丢三落四。新任镇长则以毒攻毒，帮他们走上生活的正轨。作品反衬出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现实。王大进写《窥视》，其中猎色者离奇地在对面阳台上看到自己的幻影，使重合的事实扩展出别样的意味，令外化的对象映射出内心的孱弱，写法上也算得巧妙。这些创作不约而同地造成小说视觉的一种新的变换。

短篇的灵活性允许作家们更自由和大胆地开拓题材，近来，尘封的“文革”的历史再次引起小说家的兴趣。实际上“文革”之谜至今并没有完全破解；“文革”中的人物，特别是普通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从未得到准确的描写。大概从陈世旭的《镇长之死》开始，“文革人物”的形象才趋于丰满。近来，又有刘玉棠的《好人坏人》，通过“文革”中某村庄内部反复夺权的故事，既道出历史的局限性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又从道德和人格上追究了当事人应负的责任。艾伟的《乡村电影》借孩子的目光叙述“文革”中某些农村对“四类分子”的无情迫害和遇到的无声反抗，已深入到对人性的拷问。王小妮的《1966．两个姑娘进城去看电影》等一系列以1966年为题的小说，真实地再现了1966年中国的社会氛围。所有类似的作品，为短篇创作带来新鲜的视野。

此外，周大新的《宣德年间的一些希望》、贺奕的《火焰的形状》、李连杰的《父亲和鹞鹰》、聂鑫森的《镖头杨三》、秦巴子的《给你的婚姻买份保险》等也是近期短篇小说界的愉快收获。

看罢长篇看短篇，总体上还是觉得不尽如人意。问题不在于篇幅长短、容量大小，而在于活力、气度和质地。精美的作品还嫌太少。目前看上去长篇创作像朝阳企业，众趋若鹜；短篇创作像夕阳企业，勉力维持。短篇创作有必要开始向长篇创作学习。

首先，该像长篇创作那样真把写作当回事。周大新写《第二十幕》、阎连科写《日光流年》、周懋庸写《长相思》，都百经打磨，有的用了十年。一个好的短篇，也应该用上几个月。

其次，不该在叙写现实方面反而落后于长篇。长篇中例如王力纯的《庆典》、张聂尔的《叶氏父女》、袁一强的《硕鼠》等，在逼近生活上毫发毕现，皆为振聋发聩之作，短篇中确实少有可类比的作品。

再次，不该在艺术探索方面也落后于长篇。长篇本来于形式的创新上最担风险，但近一两年的长篇创作中蓄志图新者大有人在。贾平凹的《高老庄》实验了琐事和零度的叙述；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倒转时间链条，由死写到生；革非的《清水幻象》中语言由文言向白话过渡，如实反映“五四”前后中国汉语言文化变革的历程；《赤后祖》彻底消解时间、空间、人物的连续性、又保持足够的可读性，以四十万字的长度再现六十年的历史及历史的细节。这类成功的、能被读者认可的创造在短篇领域反而越来越鲜见。